李汴2018年11月2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纪念曹东扶先生诞辰120周年音乐会”上的发言

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的亲情出席，感谢周望教授的诚挚邀请、精心策划以及团队所有成员的辛勤付出，感谢中央音乐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使得今天的“纪念曹东扶先生诞辰120周年音乐会”能够得以顺利举行。

说实话今天来到这里，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想起儿时在这里的生活场景，更联想到60多年前，父亲曹东扶先生和几位同仁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诞生之初，开荒创业、辛勤耕耘的情景。今天，当曹东扶先生诞辰120周年之时，我们又在他当年挥洒汗水、培育出桃李满天下的地方，举办活动纪念他老人家，应该说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刚才家兄曹永安介绍了曹东扶先生的艺术生涯，现在我来做些补充。

我的父亲曹东扶一生从事民族器乐演奏与教学工作，他是河南筝派杰出代表，不仅如此，他还自成一派，创立了“曹派筝”，成为我国筝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父亲对民族音乐之钟爱，可说几近痴迷。听母亲尹士瑞说，解放前父亲搞音乐虽属业余，可他对自己与学生的要求却比专业还专业。常常弹奏演唱深夜而归，却还为推敲一半句词、曲而夜半不寐。一次一位学生因屡屡打板不按节奏，父亲说他不长记性，居然给人家两捶。由于这样的“严格训练”，我父亲得以带领他的弟子们，在1953年的全国民间艺术会演中一路夺魁。我父亲的筝、琵琶独奏荣获中南局汇演一等奖，却因55岁“高龄”未人选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但曹东扶先生精湛的技艺已使音乐界为之轰动，1953年5月被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邀请，到北京录音与整理曲谱长达8个月。

通常人们尊称我父亲为“一代宗师”“古筝泰斗”“曲子圣人”，那是因为曹东扶先生对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把几十首处于“大调曲子”附属地位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河南板头曲”，改编、发展成了血肉丰满、精雕细刻的艺术精品，从此，“河南板头曲”成为了独立的器乐曲，自立于我国民族音乐艺术之林。例如，筝独奏曲《高山流水》《苏武思乡》《和番》《落院》等等。他还创作、改编了不少古筝新作品，代表作有《闹元宵》、《刘海与胡秀英》、《变体孟姜女》等等，都成为了筝界公认的经典作品。

曹东扶先生创造了许多别具特色的演奏技法，比如：带有强劲音头的“摇指”，凄切的“小颤音”，情感激越的“大颤音”，有力的“踢指”、“速滑音”，韵味无穷的“揉弹间奏”等等，这些独创的技巧，对于我父亲形成他自己的风格与流派有着重要的作用。曹东扶先生在演唱“河南大调曲”方面，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他对100多首“大调曲牌”进行加工、修改，使“大调曲子”在唱腔、过门等方面达到统一与规范，同时又吸收了其它曲种的唱腔和音乐，使之更为丰富多彩。由此，他所创立的“曹派筝”与“曹派大调曲子”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广泛得到公认，成为大家争相传唱、学习的范本。

曹东扶先生在琵琶、三弦、软弓京胡的演奏方面均有高深造诣。经他重新创作并用琵琶演奏的《高山流水》、《寒鹊争梅》，用三弦演奏的《打雁》、《思情》等等都是弹拨乐的精品。尤其是琵琶独奏曲《高山流水》已经成为了曹东扶先生的传世之作。曹东扶先生的许多作品今天仍然是音乐院校学生们的必弹曲目，这些作品在电视里，在国内、国际的民乐大赛中，在全国各地的考级场地，以及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常演不衰，现在人们甚至可以打开QQ、百度，欣赏到曹东扶先生更多的音乐作品。

曹东扶先生的演奏风格深沉内在，激越苍劲，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以及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他对乐曲的处理极为细腻、深刻，他的演奏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曹东扶先生的演唱风格激昂高亢，大气磅礴，刻画人物性格鲜明、立体，感人至深。

现在我再讲讲我父亲的另一个大贡献。曹东扶先生是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事业的拓荒者，他与同僚开创并建立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中国古筝院校事业的创始人。曹东扶先生曾在多所音乐院校任教，是他第一个把河南筝，把“曹派筝”带入到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成为该院民乐系的奠基者之一。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两次派人到河南，与我父亲工作的河南艺术学院进行了艰苦的商谈，终于在1956年将我父亲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我父亲和同时期到来的林石城、吴景略等几位先生组建起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自此，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开设了古筝专业。

当时由于北京、天津一带都买不到筝，曹东扶先生受学校之托，是带着在河南买的3台筝来上任的。后来学校又从地摊上收购来一些日本筝，我父亲指导木工师傅将它们进行改造，学生们才有了练习的乐器。这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刚开设古筝专业课时的情景。 

曹东扶先生非常珍惜国家为他提供的机会，在教学中，他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记得刚到天津时我父亲需要过河上班，那时家里没有表，父亲惟恐迟到耽误学生，常常一大早就出发。居然有一天我父亲竟半夜跑到河边去等摆渡船，一时被大家传为笑谈。中央音乐学院搬到北京后，一次不慎我父亲脚踝骨折，在医院没住几天他居然跟医生商量想让学生们到医院来上课，那自然是不行的，我父亲就坚决要求出院，有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是裹着石膏架着双拐坚持着给学生们上课，我的师哥师姐们都非常感动。

在招生方面，每年为多收一个古筝学生，我父亲能不厌其烦地再三去奔波游说。刚开始系里只有李婉芬一名古筝学生，当我父亲推荐史兆元与何宝泉来考音乐学院时，史兆元超岁数了，何宝泉年龄又不够，我父亲三番五次到系里、院里争取，终于把他俩招进了音乐学院。平日里我父亲只要听说钢琴系声乐系不管哪个系的某某人学不走，将被学校劝其退学，我父亲会马上跑去把人揽过来，并对系里保证一定把学生教出来，而且从未食言过。这些都是发生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事情。

由于曹东扶先生的倾力付出，他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是：

中国音乐学院的三位古筝教授：李婉芬，史兆元-他的作品有《劳动最光荣》《春到拉萨》，还有邱大成，徐晓琳老师告诉我，大成师兄不仅跟我父亲学过古筝，还跟我父亲学了一年多三弦。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古筝教授何宝泉，厦门大学古筝教授焦金海，他改编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天津艺术学院古筝教授李洪安，广西艺术学院古筝教授林坚，她是《春苗》的曲作者。还有河北艺术学院古筝教授刘巧君和古筝演奏家教育家曾葆萃, 今天我这两位师姐也来到了现场，师姐们一再表示一定要来参加纪念老师的活动，这份深深的师生情令我们非常感动，谢谢二位师姐。我父亲的学生还有武汉音乐学院古筝教授丁伯苓，《清江放排》是她的作品。还有四川艺术学院古筝教授何成育，四川歌舞剧院古筝演奏家龙德君，星海音乐学院古筝教授陈安华，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娄方，沈阳音乐学院古筝教授吕殿生，他改编了《我是一个兵》《英雄们战胜大渡河》等。还有古筝演奏家尹其颖，他是《瑶族舞曲》和《晚会》的改编者。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小插曲。当年我父亲大力支持、鼓励学生们搞创作，他总对学生说：“我不要你们给我买吃的穿的，我只希望你们多写新作品，而且最好在第一时间就将作品寄给我，这比让我吃啥喝啥都高兴。”当六十年代初尹其颖把改编的《晚会》谱子寄来后，我父亲热情地表扬了他，首先夸奖尹其颖发明的“快速分指奏法”好，因为运用这种手法一下提高了古筝的弹奏速度，而且使得古筝快速的十六分音符旋律也好弹了，我父亲当年就说尹其颖发明的这种“快速分指奏法”可以说开创了古筝演奏的一个新时代，果然后来这种手法被大家广泛借用，现在的筝曲中用的就更多了。当时曹东扶先生还高兴地把《晚会》这首曲子收录在他编写的、四川音乐学院1961年3月油印出版的《古筝曲集》中。只是我父亲在表扬尹其颖的同时也指出了乐曲的不足，他说《晚会》中左手的揉按滑颤用得太少了，只在“2”音上有三个上滑音，应该再多加些。我父亲始终坚持的理念是：“‘揉按滑颤’是筝的特长特色，是筝最具魅力的地方，创作乐曲中一定要把筝的韵味体现出来，不能光是一味追求快，否则就与竖琴、扬琴没什么区别了。”我父亲的理念在当下仍不过时。曹东扶先生培养的这一大批优秀弟子遍布全国各地，他们都成为了筝界的专家、教授，大家齐心合力，共同为我国的古筝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年轻学子们，在老一辈筝家中也有不少慕名前去跟曹东扶先生学习过。当年曹正先生曾对我说起：“你父亲可是个大好人。1954年我扛着筝到河南，对你父亲说明自己千里迢迢慕名前来拜师，你父亲热情接待了我。一个暑假包吃包教不要分文，还说我俩一个姓，让我别叫他老师叫大哥。我只好这么叫了。”沈阳音乐学院的赵玉斋教授在解放前就跟我父亲学过。西安音乐学院的高自成教授与中国音乐学院的三弦教授肖剑声先生当年都在总政文工团工作，那时他们经常到天津去跟我父亲学习古筝及三弦。因为我父亲在几所任职的音乐院校都是主教古筝兼教琵琶和三弦，因此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琵琶三弦专业的学生，像刘德海，吴俊生，邝宇忠等等很多都跟我父亲学过。通常我们总说不要好为人师，但我父亲从不管这个，他是见谁都想教人家学门民族乐器，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太好了，他想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到中国民乐的阳光雨露，分享民族乐器演奏中不可言喻的、超凡的美好与美妙。

曹东扶先生除了教专业学生，他教的业余学生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文革时期，他身患绝症并被迫害送回原籍，还为家乡培养出了最后一拨弟子。1970年5月，我因生病从插队的农村回到了父母所在的邓县。7月下旬，我父亲的老三弦弟子赵殿臣从几十里外赶来看他，当听说赵殿臣的儿子赵曼琴在家种地，我父亲递上10元钱，让赵殿臣立即回去把孩子带来跟我学筝。此后几日，一天三晌我父亲不顾病体一旁“坐镇”，让我直接教赵曼琴双手弹奏，当时从最简单的《劳动最光荣》启蒙，又教会他弹《我是一个兵》和《盼红军》，可是还有《瑶族舞曲》《春到拉萨》《晚会》这些曲子一时学不完，父亲就让我把这几首曲子里的特殊技巧专门提出来教给赵曼琴，让他将谱子仔细记下来，标上指法回去慢慢练。这些曲子在当时都属于最高水平，尤其是尹其颖改编的《晚会》，前面讲过这首曲子尹其颖用了很多他发明的“快速分指奏法”，虽然这种指法是尹其颖六十年代初发明的，但是在七零年仍然属于最高难的技巧，当时我父亲让我把这些高难技巧都教给了赵曼琴。虽然他后来又跟我和我哥学过，但是真正使他走上专业道路的是我的父亲。因为当年我父亲对我说：“古筝以后一定会大发展，你把这个本事教给曼琴，他以后一定会用得着。”事实确实如此。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曹东扶先生还是一位倍受国外音乐界敬重的文化使者。他曾经多次向前苏联、朝鲜、日本、捷克、罗马尼亚等国音乐家介绍、演奏、传授“曹派筝”。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曹派”筝乐不仅传遍全国，而且从国内走向了世界。讲一个小故事： 1959年曹东扶先生与来访的捷克音乐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现在的王府音乐厅联欢演出后，布拉格音乐学院的竖琴教授玛利亚对我父亲创作并演奏的《闹元宵》非常感兴趣，当时就请我父亲教她在竖琴上弹奏此曲，我父亲还把刚出版的《闹元宵》唱片与曲谱送给了她。回国后这位竖琴家给我父亲来信说：《闹元宵》不仅已成为她演出的必弹曲目，她还教给了许多本国与外国的留学生。玛利亚教授随信寄来了她在本国演奏《闹元宵》时的剧照，同时也表示希望能得到父亲以及家人的照片，为此，我父亲专门去拍了张演奏照，连同我和我哥哥的合影一同寄给了玛利亚教授，成就了两国音乐家艺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由于父亲的直接影响与培养，我和哥哥都继承了他的艺术流派。1979年，我和胞兄曹永安一起出版了我父亲的《曹东扶筝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建国以来 ，继刘天华和阿炳曲集之后的第三本带有传记色彩的曲集，当时在音乐界引起了轰动。不久这本曲集又被国家作为优秀书籍，送往西德参加世界图书展，深获赞誉。1981年中国唱片社出版了我演奏的“曹派筝”黑胶唱片专辑。后来我与胞兄曹永安又多次合作录制出版了《古筝泰斗曹东扶筝曲集》《中国古筝大全·河南卷》等多张“曹派筝”专辑唱片、 盒带及光盘。现在曹东扶先生的孙辈们也都在努力地继承着他的事业。多年来，我们大家在与曹东扶先生的大批优秀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的共同努力下，使得“曹派”古筝艺术在海内外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和越来越高的评价。1997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采访时，作为“曹派”继承人的代表，我在长城上演奏了曹东扶先生创作的《变体孟姜女》；1999年中央电视台在《百年经典》节目中专题介绍了曹东扶先生的生平以及他创作的《闹元宵》。对曹东扶先生的评价，主持人曾这么讲：“……套用鲁迅的话应该说 他们是我们民族音乐的脊梁。”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曹派”筝乐的弘扬与推崇。

记得父亲曹东扶先生临终的时候，正是“文革”中最黑暗时期。他在病床上还和我最后合奏了几首板头曲，并坚信“古筝艺术是不会消亡的，因为人民大众需要它，热爱它。古筝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今天的现实，当是对曹东扶先生艺术信念的最好验证，也是对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愿“曹派筝”一代代传承下去，继续发扬光大。愿我国的古筝事业、民族音乐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李汴

李汴，著名筝演奏家、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曹派筝”主要继承人，当代河南筝派杰出代表。多年来对“曹派筝”的演奏、整理、研究及教学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以来，相继被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及该院研究生部聘请为客座教授，所教学生不少已成为筝界精英。出版《曹东扶筝曲集》《李汴古筝教程》等音乐专著10余部；出版有《李汴筝独奏》《中国古筝大全·河南卷》等唱片、盒带及教学光盘近20盘（盒）；发表文章、论文10余篇。所奏《闹元宵》《高山流水》《出水莲》《山林之春》等筝曲蜚声海内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题节目向国内外介绍其古筝艺术及成就。出访多国宣传中国“曹派”筝乐。多次担任中国乐器国际大赛及“文华奖”、“金钟奖”等多类国家级重大古筝比赛评委。

（新闻来源：李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