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作曲家广泛运用特殊 “定弦”重组古筝二十一弦音高排列，是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音乐和借鉴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的技术创新手段之一，并由此生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定弦形式，导致古筝作品调式调性的扩展或消失。本文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创筝曲特殊“定弦”出现的时代背景和类别归纳整理，从创作角度分析其创新特色和技法特征，引发对于今后筝乐创作的影响及思考。

[关键词]：当代筝曲；特殊定弦；创作技法；多元化；创新

[来源]：2014年第4期《音乐与表演》

据古文献《史记》记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弹筝搏髀”的中国古筝艺术迄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古筝艺术在悠远历史长河中,经无数筝演奏者和创作者的继承与创新，一批批蕴含历史文化印迹的古筝作品流传至今。如同筝曲创作逐步繁荣的历程，古筝的弦制也经历由少至多的发展历程，源于古筝创作者对于技术开发和拓展音乐表现的根本要求。据东汉应邵在《风俗通》中记载“筝五弦筑身”，十二弦见于战国末期《筝赋》的“弦有十二，四时度也”，直至清末的十六弦，也出现十八弦、十九弦等。早期筝作品根植于民间，大多是以各地域戏曲曲艺和民间音乐等素材改创的，具有风格迥异的地方流派特点。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曲《渔舟唱晚》（娄树华）突破地方风格局限，在当时是一首创造性的新型筝曲。直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二十一弦制古筝,其定弦为各种宫调系统的五声调式，被广泛应用并流传至今。

新时代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创筝曲提倡创新氛围，强调个性解放的创作思维，这一时期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很多专业作曲家和演奏家投身于古筝作品的创作，特别是专业作曲家的介入给予音乐创作广阔的空间。作为新创技法手段之一的各种特殊“定弦”手法大量被运用到这些新创筝曲中，如谭盾的《南乡子》；周龙的《定》；邹建平的《渔歌与号子》；叶小纲的《林泉》；徐晓琳的《黔中赋》、《抒情幻想曲》等；王建民的《幻想曲》、《西域随想》等；庄曜的《山的遐想》、《箜篌引》；王沙里的《霜降》；王中山的《云岭音画》、《溟山》等；何占豪的《西楚霸王》；李萌的《抒情即兴曲》等；陶一陌的《层层水澜》等等。反之，古筝新作层出不穷,作曲家创新、复杂、多样的创作思维特性也赋予二十一弦筝的“定弦”新的活力。

一、古筝作品采用特殊 “定弦”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古筝的传统五声音阶定弦为宫、商、角、徵、羽。在一首筝曲中，对于清角、变宫、变徵、闰等变化音只能通过移动琴码或左手按弦获得，即所谓“右手职弹，左手司按”，不能随心所欲在作品中自由变调，即使旋律转调也框定于上四度和下五度的范围中，且需按弦加以辅助，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调性的变化。而当进行不同曲目演奏时，主要是通过移动琴码取得不同定调，大致可分为：D宫系统的D宫调式：DE﹟FABD（首调do,re,mi,sol,la,do）；G宫系统的D徵调式：DEGABD（首调sol,la,do,re,mi,gol）；A宫系统的#C角调式：﹟CE﹟FAB﹟C（首调mi,sol,la,do,re,mi）；C宫系统的D商调式：DEGACD（首调re,mi,sol,la,do,re）；E宫系统的#C羽调式：﹟CE﹟F﹟GB﹟C（首调la,do,re,mi,sol,la）等等。如D宫定弦：

例1

传统筝曲调性相对单一，转调受限制，五声音调的和声色彩也趋于统一和谐，这对于筝曲创作以表现个性特征的创作思维，走向多元化发展无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传统定弦有划时代意义的特殊“定弦”，追溯其由来，与当代中国音乐和西方现代音乐的交融密不可分。纵观西方音乐的调性时期，跨越了包括巴洛克、古典、浪漫时期大约300年历史。“几乎所有17和18世纪的音乐在各个层面上都主要是自然音体系的。19世纪，半音体系在作品的乐章内和乐章间都是音乐形成的因素。有时，调性也失去它对作品的调性结构的控制力。大约20世纪之后进入现代音乐时期，调性体系作为一种组织力量走向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半音体系的优势形成。”①20世纪末的西方现代音乐的调性体系趋向繁多，各种半音音阶、微分音音阶②、悬置调性③、无调性等等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梅西安提出的“有限移位调式”，即把一个八度按照各种不同的音程组合进行不同的划分，形成各种别具特色的人工音阶。划分类型如下，2代表一个全音，1代表一个半音。分别有：六全音阶（2+2+2+2+2+2）、八声音阶（2+1+2+1+2+1+2+1）、九声音阶（2+1+1+2+1+1+2+1+1）、八声音阶（1+1+3+1+1+1+2+1）等等，“这是一些从六音到十音的音阶，没有音级内容的复制，因而移调少于12次。” ④这些新素材都很大程度的繁荣了西方音乐调式体系。

中国音乐也同样深受西方音乐的影响，一大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作曲家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音乐技术，民族音乐创作呈现可持续、开放、多元化态势。作曲家李吉提在《中国音乐结构》一书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分析”这一章中提到：“在新的创作观念中，古典时期那种通过一个调或一个调中心组织音乐的秩序已被打破。从全音阶和各种人工音阶的使用，到十二音技术和整体序列技术的出现等，现代音乐家们正在尝试通过各种新的音乐秩序来组织创作音乐。”正是在这样国内外创新音乐新思想新形势的强烈感召下，古筝作品特殊“定弦”的新创手法应运而生。

始于80年代至今的中国历次古筝交流研讨会展现的新作品和历届金钟获奖的众多当代古筝作品云集，凸显现代筝乐传播发展的新导向，即绝大多数筝曲定弦采用特殊“定弦”，这也成为当代筝曲创作的一大亮点。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特殊“定弦”并非是广义上对西方音乐体系中的人工调式的定弦。当代作曲家王建民在他所创作的筝曲中无一例外的使用这种特殊“定弦”，他在《人工调式初探》中作了这样精辟的诠释:“大自然中本无调式，调式是人类的创造，它本来就是人为的，这是广义的人工意义。人工调式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狭义的人工调式，即不但是四大调式体系所不容的调式，也不是久已存在的各种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调式，而是专指不同于广义的传统调式的，由作曲家独创的新型调式。”为了获得非传统五声音调，作曲家另辟蹊径、重新改良设计，将古筝传统五声调性的21根琴弦根据乐曲旋律、调式调性所需，探索其多调复合交替和音响色彩多变等多元化创作新思路，从而排列成全新的二十一弦音高音位，在一首作品中实现多种调式调性的自然融合或者是无调性，使古筝作品长期以来保留的“一曲一调”的固有调性特征得以解放。特殊定弦的多样化使调式调性丰富多彩，拓展了古筝的音乐语言和音响效果，有利于作曲家更深层的去挖掘作品的音乐内涵。当代作曲家广泛运用特殊 “定弦”重组古筝二十一弦音高排列的创作手法，对于当代筝曲创作中“调性解放”的创新手法好似画龙点睛之一笔。

二、当代筝曲特殊“定弦”的种类划分及创新特色

二十一弦古筝五声音阶定弦是筝曲创作的基础，结合西方非五声性调式对传统古筝进行特殊定弦，虽打破原有传统五声音阶四个八度循环排列，但仍然部分保留五声音阶元素，这种创新手法实质上要求涵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气质而非西方本土音乐。作曲家通过不尽相同的特殊定弦的音序，来源于对表现题材、旋律音调、和声复调功能色彩、曲式结构、多声思维等多种因素相适应，并由此生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特殊“定弦”。大致可分为民族五声调性、以十二音定弦的西洋大小调性、无调性三大类。

（一）民族五声调性类

1.非传统的五声音阶定弦。

80年代初期,较早运用特殊“定弦”的筝曲是《木卡姆散序与舞曲》(1981年 周吉等人)

例2

乐曲运用新疆维吾尔族极富有特色的“十二木卡姆”自然七声的特色调式音阶为特殊“定弦”，经作曲家精心设计出的全新的筝二十一弦音高定位改变了传统五声音阶定弦,将五声音阶G宫调式固有的角音si和羽音mi分别替换为清角dol和变宫﹟fa，即组成徵-变宫-宫-商-清角-徵的七声音阶定弦，其中缺少了羽音和角音。但并非没有这两音，在曲中也经常出现羽音和角音，都是通过左手按弦以获得，换而言之，古筝传统意义的五声音阶已转为七声音阶，古筝定弦已不再仅仅限于传统五声音阶定弦，撷取新疆木卡姆的七声音阶为定弦素材，使作品具备维族舞蹈特点的旋律特征和浓郁的新疆音乐风格。又如，《幻想曲》（1989年 王建民）：

例3

这种特殊定弦是将传统五声音阶D- E-#F-A-B改变为D-#E-#F-A-bB，即D宫基础上的变体，且八度周期循环有规律的组合而成，使音乐极富有云贵地区少数民族的音调特点。重新定音的21根弦创造了多种调性互相转换的可能，如引子部分：

例4

这种以D宫调变体的定弦表现在琶音形式组成的旋律中，既可以看作同主音大小调交替进行的调式色彩，即通过#E音与#F音的交替应用而产生D大调与d小调的西洋调性变换色彩，也可以理解为D宫和F宫的民族调性交替进行，旋律和织体因而呈现出非五声调性和五声调性的交织的多调色彩。当骨干音D-#F-A以D宫角色出现时，#E-A形成的F宫和bB-D形成的bB宫则隐伏在旋律中，为转调提供条件，所以当进入快板段落时，调性由之前的D宫转F宫又进入bB宫直至归回原D宫，极大的扩展古筝乐器的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

 2.同主音调性与其不同八度变体交替的五声音阶定弦。

《黔中赋》（1987年 徐晓琳）一曲属于同主音相同调性与其变体交替的五声音阶定弦，也是运用少数民族特色旋法特色进行创作的又一典范。

例5

该曲定弦采用五声D宫调式音阶和D宫苗族飞歌特色音阶交替排序的方式，形成少数民族地域音调特色。苗族飞歌是流行于贵州东南苗族地区民歌的一种，以山歌对唱的形式居多。在它的特色音阶中，宫音、徵音、羽音是稳定音，而角音有向商音倾向的表现，属不稳定音，也是苗族飞歌最具色彩的音，以表现苗家豪爽、粗犷还有几分细腻的性格。通过人工定弦的还原f、还原f2、还原c3三个特色音，点缀出苗族飞歌的特色音，在与D宫传统调性交替穿插进行中，既保留五声旋律特征，又使苗族飞歌的特色旋律若隐若现，为乐曲带来多样的调性色彩。

而《长相思》（1991年 王建民）一曲则属于同主音不同调性与其变体交替的五声音阶定弦。

例6

定弦的基调为F宫调, 同主音变体为F徵调，在调式音阶中仅仅将A音转换为bB音，就形成了双调交替循环的五声调性，这种同主音调式交替不仅调性不同，也会带来旋律特点、纵向和声功能等多方面色彩差异的强烈对比，使和声语汇富有更多的变化性。

3.不同宫调并置的五声音阶定弦。

在当代筝曲中，以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为素材，表现原汁原味的京腔京韵的筝曲《晓雾》(2006年 王中山)为例：

例7

作品蕴含了古筝21弦传统五声音阶定弦规则，但也改变了传统原有四组完全相同五声音阶循环排列的音序具体表现为在四个音组安排了四组不同宫调系统的并置：大字组的降B宫调、小字组的F宫调、小字一组的G宫调（无商音）、小字二组的D宫调。精心设计的特殊定弦为作品的调式调性自由转换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多种调性相互交融为作品增添调性色彩。

另一方面，该曲借鉴戏曲中的音乐元素，是一首带有浓郁京剧韵味的现代作品，重组后的21弦隐含了体现京腔京韵的两个变音，即变宫音（小字一组#f)和变徵音（小字组b)，这两种特性音在京剧音乐中往往大量使用。两个特性音位于21弦中音区部分，对其频繁使用以强化京韵特征，增强其纵向和声性功能。

4.自由混合的五声音阶定弦。

进入21世纪 ，特殊“定弦”作为作品音高调性的决定性因素推动新创筝曲走向更广阔天地，随时代发展,作曲家积极的对于未知领域进行不断的探索,多种多样的特殊定弦模式便呈现出来,如《林泉》（1991年 叶小纲）一曲：

例8

看似音之间构成的大三度、小二度非五声基本元素的音程关系，却隐含了三组不同宫调系统调式，即降A宫、降G宫、降D宫。作曲家运用多调的连环叠置的定弦排序，巧妙的将小字组c、f分别替换为小字一组降d1、降g1,由降A宫调转至降G宫；又将小字组c替换为小字一组降d1，由降A宫调转降D宫，三个不同宫调随即出现。这种特殊定弦方式即通过转换一组中个别音而得到另一组新的调式，使几组不同宫音系统的五声调式及其它互相交织渗透，有机地组织成一个统一体，从而丰富了调性，既解决了四组同音循环八度的传统古筝定弦转调的一大难题，又增强古筝原有的音响效果。值得关注的是，曲中也有移码调音手法，经定弦重组后的二十一弦，人为的设计成除E音、G音以外的西方十二半音体系，在横向旋律上表现为不同调性间自由转换,游移多变。纵向和声织体丰富。

例9

谱例中各种增减音程及和弦得以全面展示，有大七度、增三和弦、小大七和弦、增大七和弦等等，进一步挖掘古筝乐器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5.十二音的五声音阶定弦。

二十一弦重新定音排序，打破原有五声调性表现出的单一音乐语言，如筝箫二重奏《南乡子》（1984年 谭盾）是十二半音体系与民族五声音调结合的典型范例。

例10

《南乡子》的特殊定弦是吸收西方十二音作曲技法，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的基础之上引入西方十二半音体系，对原有五声调性的音高升高或降低产生全新的十二半音，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风格，又不完全落入传统，由原本只有一个宫调式的五声调式定弦转化为8个完全不同的宫调式五声或六声定弦，为乐曲奠定了民族化的音乐基调：D-d(D宫五声)；A-a(G宫五声)；d-d1(C宫五声)；g-g1(F宫五声)；c1-c2(降B宫五声)；f1-f2(降E宫六声)；降b1-降b2 (降A宫六声)；降d2-降d3(降D宫五声)，这些精心设计的新调性互相转换，重叠运用，完全打破了原来单一调性对音乐旋律的束缚，并产生新的音调，体现出作曲家的创新思维的创作模式。经特殊定弦构成的十二个半音序列，意在打破传统定弦单一模式，为音乐的和谐-不和谐，统一-不统一创造条件，将十二音概念与中国传统音乐要素相结合，对于今后的古筝创作，开辟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二）以十二音定弦的西洋大小调性类

作曲家们运用特殊定弦来拓宽音乐语言的创新手法多种多样，如单簧管、古筝、低音提琴三重奏《定》(1987年 周龙)：

例11 

图中显示：从#g-a2跨越12个音高，用到了十二平均律的所有十二个音，即十二音序定弦，内含b1-a2（D宫加变宫六声）的五声调性，但在二十一弦中比例甚小，更多出现的十二半音阶为各种自然大小调提供素材,实现调性之间的色彩转换和调性扩展重叠运用，旋律和声性功能得以增强。又如《层层水澜》（2003年 陶一陌）

例12

从谱例中,可以看出D-c1可构成降D自然大调,也可离调降G自然大调、降e和声小调；还原d-g1可构成降E自然大调音阶；降a-降a1直接排序为降A自然大调音阶；降b-g1可构成f自然小调音阶等等，不仅在横向旋律上进行多种调性的重叠、交叉或循环，有利于远近关系的转调、离调。而且在纵向和声织体、复调形式上挖掘崭新内容，以全新的音乐语言、全新的艺术构思进行创作。

（三）无调性类

 1.模式化音程关系的定弦。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开放式新思潮影响下，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与融合激发新的元素，后现代音乐意象渗入到民族音乐创作中。模式化音程关系的特殊定弦展现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发展的思维方式，定弦不再以固定的传统古筝五个音为一组循环模式，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以八度为单位的定弦方式，而是按照音程之间的比例关系，有规律的排列音高弦序。如古筝与弦乐四重奏《霜降》（2012年 王沙里）：

例13

作曲家王沙里对于《霜降》的古筝定弦有着独特的理性思考，他曾说：“定弦使用以五声调式的音程为基础所衍生出的新的组合，这样与五声调式音程数量相同但是音程关系不同的定弦方式，不仅仅是想在演奏方式与调性上做一些尝试，也是力图在东方古典艺术思维中找寻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一个八度里包含三个大二度与两个小三度音程并以此类推循环进行，这种类似于梅西安的“有限移位调式”的创作手法正是借鉴西方的现代音乐技法的又一典型范例。由于作曲家自创的特殊定弦中两个小三度音程是紧密相连，突破传统五声音阶两个小三度音程之间必有大二度相隔的框架。此特殊定弦也是以E音为基音的泛音列，分别是第7、1、9、5、3泛音的排列，新颖的定弦形式引发更多创新的可能，包含非五声调性、离调、多调的使用，实现作品变幻多彩的调式调性游移。

作品融合西方音乐元素的另一方面体现在：纵向和声织体为各种增减音程、和弦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获得非常规大小音程及和弦的和声色彩，纵横交错，从而拓展古筝音乐语言。如：

例14

谱例中运用大二度、属九和弦打破传统筝曲追求和谐唯美的定式，为获得更丰富的音程、和弦等特殊音效以及增强和声功能等方面作了整体布局。作品力图在古筝与弦乐四重奏中寻找共通的元素，充分发挥出东方与西方乐器中最为擅长的领域。

2.微分音的泛音列定弦。

《江舟赋》（2012年 朱琳）是运用这一特殊定弦的先行者，定弦是在古筝的奇数弦和偶数弦之间调制出两个相差四分之三微分音的泛音列，如图所示：

例15

降号表示降低四分之一音，此定弦采用泛音列和微分音结合的设计理念：D-降e1的定弦包含D音的五度泛音A音，以及降E音的五度泛音降B音。另外，c2-g2的定弦为微分音的排列。作曲家通过巧妙的运用泛音列和微分音的创新定弦，给古筝音乐语言汇入新的意识和新的语汇。

三、当代筝曲采用特殊“定弦”对今后筝乐创作的影响及思考

当代作曲家广泛采用特殊“定弦”，恰似生产过程的原材料，直接决定成品的特性和品质，正由于作曲家设计了与作品旋律特点、创作题材、地域风格等相适应的各种自创音阶，才使作品的风格特点十分鲜明，是作曲家用以表现个性创作特征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工设计出来的特殊音列形态都蕴含着作曲家创作的思维新理念---深层表现中国文化精神，探索个性化创作之路。一批又一批的古筝新作集中的反映作曲家特殊定弦创新手法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成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以作曲家和演奏家为筝乐创作主流的创作格局中，我们可以隐约窥探出“继承”与“发展”间的微妙关系。新创作的古筝作品已完全脱离于传统筝曲在一定地域范围的民间曲艺、戏曲等音乐素材基础上通过口传心授一代代相传的创作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作曲家采用现代作曲技术以富有个性的创作手法大胆创新，开拓创作新思路，古筝的特殊定弦的这一创新技术应运而生，它既保留了古筝所固有的民族五声性，五声音阶是民族音调的基石，内在民族气韵不会改变。又经改良重组后的全新弦序则是建立在民族风格之上的创新之举，是民族五声序列的构思和潜在调性布局巧妙结合的产物。九十年代后, 随着中西方音乐日益密切的交流往来，西方音乐的新思想新素材逐步交融和渗入到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中，很多中西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思维在古筝作品中逐步显现，创作态势呈现出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古筝的特殊定弦技法在发展、衍变的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广泛吸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赋予古筝这件积淀中国悠远敦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内涵的民族弹拨乐器以新的时代气息和生命。由于人们的音乐审美变化,更加追求纵向和声的立体音响效果和各种创新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特殊定弦运用广泛,类别繁多,风格迥异,使得这一技术成果显著，而在近些年出现的无调性，微分音等新改良的各种定弦方式无疑是有益的补充和尝试。无论哪一种的特殊定弦形式都是在继承和延续符合古筝乐器自身特点的筝乐语汇，也是创新与发展新时代下的古筝创作新特点。

那么，当代筝曲特殊定弦在彰显个性化、多样化、复杂化的风格特征的同时，是否就无缺憾之处呢？或许有得必有失,凡事皆有两面性。特殊定弦的用法也受制于弦制自身的限制,因为每根弦的张力不同,松劲幅度在二度至四度之间较适宜,否则会失去琴弦原有的音质。过度的降低音高会导致音色沉闷无弹性；反之过度升高则造成断弦。作曲家们在设计多种多样的特殊定弦时，如同转动的魔方，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详尽，方可制定出既符合于琴弦特点又能施展作曲技术的特殊定弦。另外，“筝韵”大多体现在左手按滑的上下过程，比如在传统潮州筝曲中的重六调、轻六调、活三五调等多种民间调性里的微降si、微升fa都是以左手按压弦取得，试想如果能在特殊定弦中加入类似于微分音的微降si、微升fa，既可使左手解放出来，保留“筝韵”，又可使左手参与取音，增强和声织体，即可达到两全其美。各种特殊定弦手法远远不止文中所提这些，无论哪一种都是作曲家努力尝试传承和发展之道的智慧结晶。它对于古筝创作至关重要，如同绘画用的纸和笔，能否画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很大程度取决于特殊定弦中音与音之间的微妙关系。但并非各种特殊定弦方式越新越好，一味只追求于创新而无视古筝乐器的自身特点的发展，最终会在时间的漫长考验下消失殆尽，而真正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必定是能经历时代的考验。

当代古筝特殊定弦手法虽然只是筝乐作品创新和探索表现手法之其一，但它的广泛运用却引领筝乐创作领域的重大变革，翻开筝乐创作走向繁荣的新篇章。古筝特殊定弦手法的发展需要多元,无论是有无调性,还是调性多与少,都需要作曲家全方面的精心设计,只有对其创作过程的不断充实和更新,才能挖掘古筝乐器尽可能多的表现空间,以拓展古筝的音乐语言和丰富多彩的音响效果。未来的古筝特殊定弦创作手法将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多种多样的五声调性、无调性以及微分音等等特殊定弦创作手法还会有更多可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当代筝曲创作态势微观研究，项目编号：XJ2012008。

[注释]：

①摘自《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美）库斯特卡，第1—11页。

②“微分音”一般意义上指比小二度还小的音程。

③“悬置调性”泛指在相对短小的乐段中，调性模糊不明朗。

 ④摘自《我的音乐语言技巧》梅西安著，第58—62页。

[参考文献]：

①《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音乐卷》袁静芳主编

②《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李吉提著

③《中国音乐词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著

④《中国传统文化的空灵、婉约与浪漫情愫的结晶-析徐振民的音乐作品》王建元

⑤《从古筝的定弦谈筝曲创新》王建民

⑥《试论二十一筝独奏曲定弦的发展及分类》王宁（硕士论文）

⑦《传统意蕴与现代气息的交汇》沈云芳

作者简介

乔荍

中国青年古筝演奏家

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

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审专家

江苏省古筝协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古筝演奏及教学研究、民乐合奏创作及排练、论文评审

就读经历：199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表演（古筝），师从于涂咏梅教授，获得本科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中国乐器演奏及教学研究方向，师从于阎爱华教授，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第一位古筝硕士，获得硕士学历学位。

获奖成果： 2002年和2005年分别举办过两场个人古筝独奏音乐会；2003年获江苏省社会力量办学成果展示古筝比赛指导教师二等奖；2005年获江苏省第二届职教之星艺术节指导教师三等奖；2006年获得南京艺术学院年终考核“优秀”； 2007年获得首届全国雅韵杯少儿古筝邀请赛“优秀古筝教师奖”；2008年在“首届南京艺术学院音乐舞蹈节”比赛中获“演奏学院奖”；2010年在“第二届南京艺术学院音乐舞蹈节”比赛中获“演奏学院奖”；2011年获长江杯江苏省青少年民乐比赛优秀辅导教师称号，原创作品《凌波吟》在“第七届江苏省音乐舞蹈节”比赛中获“优秀演奏奖”和“作曲奖”，南京艺术学院“创作成果奖”和年终考核“优秀”；2012年在第二届民族之声全国声乐、器乐作品征评活动中荣获“器乐创作金奖”，同年获第二届南京艺术学院“优秀教学奖”；2013年获得南京艺术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技能大赛“学院奖”；2015年原创作品《竹石》获第二届全国筝团展演“最佳演奏奖”和“优秀指导奖”；2018年成功举办“竹石之音”民族室内乐及新作品乔荍师生专场音乐会，同年在“第三届敦煌杯中国古筝艺术菁英展演活动”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学生团队获得“优秀演奏奖”；2020年获得南京艺术学院2020年度考核“优秀”；2021年应浙江音乐学院邀请，携竹石筝团去浙江音乐学院参加“英雄赞歌”全国专业艺术院校筝团展演并参加全国古筝艺术高峰论坛，同年在“第二届敦煌杯中国民族室内乐暨重奏比赛”中获得职业青年B组两个铜奖奖项和“优秀指导教师奖”；2022年应邀参加“江南才女 雅韵之声”江苏优秀青年古筝演奏家专场音乐会，携竹石筝团演奏原创筝重奏《竹石》取得圆满成功。

科研成果：在高校任教多年，长期潜心钻研于专业、民乐合奏、学位论文写作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教学和相关理论研究，广博众家之长，以教促学。在全国艺术类核心及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当代筝曲创作态势微观研究》课题获得“2012校级重点课题”立项并结项；《民乐合奏融入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课题获得2022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教学研究立项课题；主持负责的《高校民族器乐课程建设研究》课题获得202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民乐合奏》课程被评为南京艺术学院思政示范课程； 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获得2013年度冯健亲优秀学位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