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资料：1986年，在扬州举行的中国古筝艺术第一次学术交流会上，郭鹰先生弹奏，杨秀明先生琵琶伴奏，黄祎琦先生录影。《漫谈潮筝在上海》郭鹰古筝（潮州称为抓筝）在潮州虽不够普及，但流传却很广。每有潮州人居住的地方，就能听到潮筝的声音，正如曹正同志在其《关于古筝历史的探讨》一书中指出的“……潮州筝和潮州音乐一样，在近代历史上，一直是驰名中外的。至晚在十九世纪初就通过旅居海外的客（客家）潮（潮州）华侨传到东南亚许多国家去，如新加坡、泰国，甚至越南的十六弦琴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它不但宣传了我国文化，也促进了中外人士的国际友情。时至现代，潮州筝在美国、加拿大……凡是有华侨的国度里，那优美的潮筝音韵响彻了天涯海角，各个不同的角落。”至于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商埠。寓居上海的潮州人更属不少。当然潮筝就会跟随北上，代代流传下来。我是1936年来上海。据我所知，在二十年代未，上海相继有“韩江丝竹会”和“岭东丝竹会”的业余潮乐组织，有不少高超乐艺人才。曾灌制不少唱片，如《海棠花二板》和《中秋月》等。当时以抓筝秦琴合奏灌制唱片老是郭沧洲的抓筝，郭予立的秦琴，曲名是《过江龙》。我来上海时，郭沧洲已不在而未晤面，此时稍能弹两下潮筝者有姚鹤巢。至于把潮式十六弦筝在上海与江南丝竹接触者是广东大埔籍何育斋先生。当时上海江南丝竹界对潮州筝很感兴趣。因此，江南丝竹前辈任老九、孙裕德、李廷松、蔡之炜等先生，同时委托何先生做购一批潮式筝。由此看来，潮州筝在上海已有一定的影响。但上述的几位先生未能把潮州筝艺继承下去。至于何先生当时弹的是那些筝曲，因我来沪之后，何先生已不在上海，故不得而知。潮州筝在上海却是不够普及，可说仅仅断断续续地延续到现在，我是继郭沧海之后来上海弹潮式筝者之一。我从年轻时就喜欢古筝，在我来上海之时，曾向一位邻乡塾师荘以莅学些初步指法，后又学了一首《过江龙》，但技法很是肤浅。来上海后第二年进大舞台为职员，（解放前名鑫记大舞台），以余蓄在上海定制了一架十六弦潮式筝。在后台摸索钻研，因而筝艺上有了一些进步。但还能成熟。当时上海有一个业余的潮乐组织叫“新潮丝竹会”，我是该乐会会员，合乐时，除拉椰子胡外，有时也弹潮筝，这对我以后在筝艺上有趋纯熟上有很大的帮助，更值得一提的是莦韵阁和洪明义两位先生，他们也是乐会成员，都擅长古筝。会乐时，莦先生是担任琵琶，洪明义是担任扬琴，他们有时也偶尔弹弹古筝。正因为这两位的偶尔弹奏，却给我增添不少养料。给我在筝艺上渐趋成熟有很大的帮助。自此以后，我就常以潮筝在江南丝竹界演奏，结交了不少江南丝竹名家，如卫仲乐、李廷松、孙裕德、以及古琴界的吴景略、张子谦等先生。1940年，我以古筝独奏名义，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现在上海艺术剧场）协同新潮丝竹会部分成员开了一次很不成熟的音乐会，这是我一次大胆的尝试。仅仅初步把潮筝介绍给上海民乐大众。在此之后，我很幸运地在上海以潮筝的演奏，会晤了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他对潮筝很感兴和欣尝（赏），从而就交为朋友，曾数度约我到他寓所畅谈，这是我一次难忘的幸事。抗战胜利后，上海广播电台林立，其中有一家名为文化广播电台是以招揽广告营利为目的，该电台当时有一个空档未招到广告，偶由一位朋友介绍，商请我每晚八时后到该电台做义务广播，当时是夏季，而且晚上无任何工作，我便答应下来，从而我每晚就如期前往广播潮筝独奏节目，该电台功率很好，远至山西太原等地听众也能听到我的潮筝广播，相继收到不少听众来信，除表示悦耳动听外，但多数对古筝感到陌生，我都一一给予回信介绍，有时来信多了，只好由广播员代以口头作复，我在这次短暂的广播中，交了不少空中朋友，内心感到非常欣慰。至于我从事古筝活动，应该说是解放后较为频繁，1950年我和几位同乡组织了一个业余的潮乐团体，名为“潮州国乐社”，成员多至40余人，已有潮州大锣鼓的设备，确是潮州音乐在上海最兴盛的年代，除了经常为上海群众集会时演出外，也招待过外賓，参加过好几届“上海之春”，灌制了一些唱片，确是极一时之盛。1950年6月16日，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在某种意义来说，这天晚上可以说是南北古筝，在上海“会师”的开始。因当时曹正同志调往东北鲁艺任教，特绕道前来上海会晤民乐界同道，当时由凌其陈先生主持一个隆重的“上海春风乐会招待弹筝专家曹正同志国乐晚会”，我也应邀携筝前往参加，当时的目的是在于以筝会友，结交同行，并增添见识，我虽早知北筝与潮筝在技法与韵味有某些不同之处，但闻其名而未聆其音。当时有这难得机会，当然喜出望外，如约前往，是晚曹正同志与上海民乐界知名人士畅谈甚欢，欢迎仪式后，由曹正同志首先拨动筝弦演奏一曲，四座叫绝，我也伴随弹奏一曲，以尽地主之谊。演奏之后，大家促膝畅谈甚欢，但出于意料之外的是曹正同志原名为郭缉光。也是郭氏子孙，同出一源。会后的认宗，我俩欢乐的心情，确非局外人所能体味得到。真是天作良缘，我俩不仅仅是同道，而且同宗。自此以后，我俩亲同手足，情同骨肉，三十多年来，共同为古筝事业贡献棉（绵）薄之力，扪心自问。尚能告慰祖宗于地下。然而，十年“文革”给潮州筝音乐的发展带来了灾难，其原因是原有的乐团场所，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给乐团王某所霸占，同行仁士不能集中交流经验。上面所述的潮筝在上海的一些断断续续的动态，仅仅是出于自发性质而已，能得到今天独步蓬勃发展，应是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大力培植下获得的。解放后不久，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相继设立了古筝专业，培养古筝人才。古筝及地方的音乐团体也开始吸收古筝人才。我于1952年为上海民族乐团所吸收。从这以后，我便以潮筝为上海广大观众并经常接待外賓，在接待外賓中，大约是1954年某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应邀来我国访问期间特来上海参观，我有幸参加接待演出，当时弹的是潮州筝曲《寒鸦戏水》。我独奏后，尼赫鲁在翻译陪同下前来问我古筝的名称，并表示欣尝(赏)。我当时非常兴奋，想不到我这个从事古筝的演奏者，能有机会晤见了国际上的著名政治家，这在解放前是不敢梦想的。1960年，上海音乐学院也举办了古筝专业。除聘请王巽之、曹正两位先生传授浙派、北派的筝艺之外，我是传授潮派筝，从此，潮派筝在上海也初步播下了种子。由于上音院同学们的专研好学，她们都能弹奏不少潮州筝曲。时至今日，如项斯华、范上娥、孙文妍、王昌元、郭雪君、张燕、许菱子、朱小萌以及上海民旅乐团潘妙兴等都能弹得很有潮州筝的味道。有些潮州筝曲也相继录成盒式磁带，行销国内外。他们在教学中也把潮州筝曲传授下一代。历史证明，解放后各地区、各流派的古筝事业全面开花，人才辈出。据说香港目前已形成“童筝热”的高潮。我国的古筝艺术已从国内走向世界潮，很受国际友人的欣尝(赏)。在我这个从事古筝艺术生涯的人来说，当然为此而感到欣慰。上面的漫谈，仅是我一点肤浅而不够全面的回顾，厚望诸同道予以补充和指正，更祝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雏凤清于老凤声”。鸣谢本文承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给予誉印，特此感谢!郭鹰先生遗墨之一郭鹰先生遗墨之二《福德词》二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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